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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发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2019-09-11 17:35:31 来源:晋中市史志院 作者: 【 】 浏览:452次 评论:0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共榆次地委采取各种措施,贯彻八大路线。11月下旬,中共榆次地委举办训练班,对全区合作社领导骨干进行以八大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系统训练。12月下旬,抽调2977 名干部,深入农村支部和农业社,广泛进行高级合作化优越性和八大文件的宣传教育。把全区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八大精神上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来。从而在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确立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建设,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指导思想,大大激发了全区人民为建设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积极性,全区社会主义建设出现蓬勃发展的形势,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到1957年底, 圆满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57年与1952年相比,全区社会总产值(当年价)由27485万元增长到40038万元;工农业总产值(当年价)由23498万元,增长到34252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1980年不变价)由24373万元增长到27321万元;工业总产值由8285万元,增长到18317万元,增长了1.2倍,平均每年递增17.2%;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产值由6381万元增长到9054万元;重工业生产值由1904万元,增加到9263万元。(二)农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全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工程,修建潇河大坝以及乌马河、象峪河等排水工程17处、小型水库6座、蓄水池16处,打井2384眼,建成机电灌站25处、万亩灌区1处,发展水浇地10万亩,新增沟坎地、滩地、梯田33万亩。(三)财政状况持续好转。1957年与1952年相比,全区财政收入由2131万元 ,增加到3701元,增长73.6%,年平均递增11.7%;财政支出由334.4万元,增长到1590万元,增长3.8倍。“一五”计划时期,全区累计上交中央财政收入1.04亿元。(四)人民生活明显改善。1957年与1952相比,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6223万元,增加到13061万元,增长了109.9%,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125万元,增加到1214万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由72元,增加到92元。党和政府还兴建了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医院、剧院等文化生活设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有所改善。(五)科教文化事业有较大发展。1950年至 1957年,全区初级中学由3所发展到23所,在校生增加到15282 人,专职教师增加到541人。完全中学从无到有,发展到5所,在校生1917人,专职教师76人。

1958年,根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 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总路线,争取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并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样的号召鼓舞下,全区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的主要标志是经济建没上过分求快、急躁冒进,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中共榆次地委提出粮食产量“保证过黄河,争取千斤区”的口号。由此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工业战线为了完成中央政治局8月份北戴河会议制定的年产1070万吨钢的任务,也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共榆次地委作出《关于完成钢铁生产和收购任务的决定》,要求坚决完成2.5万吨钢、35万吨铁的生产任务和3.29万吨废钢铁的收购任务。全区投入钢铁生产的劳力达34.22万人,占劳力总数的28.52%,新建各种钢铁炉1.8万个,并有1万个投入生产。但由于技术不过关,大部分钢铁的质量不合格,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大跃进也推动着生产关系方面向公有化程度更高、农业合作社规模越大、更集中的人民公社过渡。于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也迅速在晋中开展起来。8月初,中共榆次地委开始试办人民公社。20日,全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在太谷县侯城乡成立,该公社包括原侯城乡5个农业社,19个自然村,共4396户、14242人,44530亩耕地。8月24日,昔阳县大寨乡将原来的7个农业社合并建立红旗人民公社,这是晋中试办人民公社的开端。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后,农村人民公社化在全区以运动形式全面铺开,至9月中旬,全区农村在2022个高级社的基础上,打破原行政乡建制,建立人民公社81个,下辖管理区2239个,生产队 8926个。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区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2月10日,全区人民公社经调整增至130个。

1958年11月10日,根据中共山西省委决定,中共榆次地委改称中国共产党晋中地区委员会(简称中共晋中地委),仍为中共山西省委的派出机构,榆次专署改称晋中专署。从1958年底到1959年6月,中共晋中地委领导全区人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初步纠正,重点是整顿人民公社和调整工农业生产指标。通过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全区范围内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基本刹住。1959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指示,晋中地委加大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力度。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进行进一步整顿,要求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折价补偿。5月5日,晋中地委决定在15个试点公社、640个管理区开展整风整社工作,纠正“一平二调三拨款”错误,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基层组织得到整顿,党群、干群关系得到改善。

工业战线上的调整核心是由全民大战钢铁,转向巩固提高阶段。要求提高产品质量,保证上调任务的完成。1959年4月,全区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邮电企业的广大职工,为确保全年钢、 铁、煤等各项指标的全面完成,广泛地掀起以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为中心,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竞赛的标准是:产量高、质量高、效率高、成本低、保安全等。以钢为纲,集中力量,缩短战线,大力提高铁的产量和日产水平。采取的这些措施,大大减少了“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初步的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1961年起,贯彻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晋中地委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以扭转因大跃进、大战钢铁和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困难。首先是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减轻城镇粮食市场的压力,保证农村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解决城市和农村人口矛盾问题。至1962年,全区通过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城镇人口压力有所减轻,全区全民所有制职工由1960年的13.60万人,减少到10.03万人;农村劳动力增加6%,国家财政支付工资减少33%,城镇粮食销量减少27%,对扭转国民经济困难局面,减轻工农业生产,减轻国家开支,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是缩短工业战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全区对大跃进期间匆忙上马的一些基建项目进行清理,将一些效率低下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集中力量为农业服务,支援农业和轻工业,至1962年,全区工业企业由1960年的654个减少到542个,1965年又减为368个;同时取消了一批基本建设项目,基本建设投资由1960年的8198万元,压缩到1962年的457 万元,把主要精力和资金投放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方面,重点充实了农业、轻工业发展密切的基础行业,使全区经济初步出现协调发展的局面。三是调动各行各业全力支援农业。贯彻中央“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和“全党动员、大办农业”的指导思想,动员各行各业从各个方面对农业进行大力支援。把一些机械企业改造为生产农机、农资,不断极大农资产品的投入量,为农业提供动力。四是缩小所有制规模,把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改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五是回笼货币,活跃市场。1961年6月,根据山西省人委有关恢复集市贸易的指示精神,放宽政策限制,恢复一批集市贸易点、货栈、交易所,允许农民自留地种植的和家庭饲养的农副产品进入市场,1962年又在供销系统开展自营业务,组织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促进生产发展,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求。

1963年起,在国民经济大精简、大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全区的工作重点是由大缩减、大撤并转向充实和提高。农业方面,通过进行技术改革和提高生产队管理水平,实现了粮棉油为中心的农业全面丰收;工业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将工业部门的工作迅速转向为农业服务的轨道上来,在全区企业开展“四小四一”(小措施、小革新、小改进、小建议;一人有建议,集体来商量)技术革新活动,提高支农的活力和水平。商业系统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有效发挥为农业生产服务、为工业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职能。至1965年,晋中国民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全区经济摆脱了“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重新出现了稳定、协调、全面发展的态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据现辖11个县市统计(以下皆同),1965年,全区工农业生产总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达到7.85亿元。 从1963年到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22.1%,其中,农业总产值达到 3.04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2.9%;工业总产值达到4.8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35.3%。粮食总产量达到6.05亿公斤,亩产116公斤,原煤、生铁、发电量、棉纱、棉布、印染布、机制纸及、日用陶瓷、棉花、油料都超过历史水平。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比例调整为38.8:25.9:35.3。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到1965年,全区国民收入达到3.45亿元,其中,积累占32.4%,消费占67.6%,改变了1958年至1960年积累率过高的不合理状况,城乡人民的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财政收支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1965年,地方财政收入达6865.1万元,地方财政支出 2785万元,收支相抵,节余4080万元。从1961年至1965年,对外贸易有所发展,5年出口总额达到2434.4万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高价商品改为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在许多地方接近国家牌价。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中共晋中地委、晋中行署对晋中农业发展之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63年,因地制宜,树立典型,开展比、学、赶、帮活动,以自然特征为主,把全区划分为八种类型,并在八类地区树立八杆农业生产高产红旗,以推动农业生产竞赛活动。土石山地区,以昔阳县大寨村为红旗,并将大寨这个先进典型适时地推向全国。

大寨地处昔阳县城东南海拔1000米的山区,全村共有60多户人家,800多亩土地被分割成4700多块,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土地十分贫脊,水土流失严重,恶劣的生产条件给大寨群众带来无穷的苦难。解放后,大寨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走合作化的道路,按照集体制定的《大寨十年发展规划》,治理原有的沟沟岔岔。大赛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把全村的七条大沟和几十条小沟都闸坝垒堰淤成良田,阻止了水土流失,把全村的坡地修成了水平梯田,通过秸杆还田、大施农家肥、深耕土地,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全村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7万公斤,1953年增长到10万公斤。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大寨大队3年总售粮36万公斤,户均4500公斤。同时,主动借给邻村粮食、种子和平价出售饲料等。因此,陈永贵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和山西省特等农业劳动模范。1962年,在许多地方因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而减产的情况下,大寨不但没有减产,亩产量还由1952年的118.5公斤,增至387公斤,大寨被评为全省特等模范大队。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的先进经验,并向山西省委报告。1960年2月,山西省委批转晋中地委的报告,发出“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随后,《山西日报》发表《陈永贵一一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4月1日,晋中地委作出《关于学习陈水贵与大赛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与广大党员干部,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创造性地学习和推广陈永贵与大寨党支部的领导经验,开展一个“学永贵,赶大寨”的运动。1962年,晋中地委决定在全区推广大寨干部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1963年3月,山西省召开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省委邀请陈永贵到会介绍了大寨的经验。

1963年8月2日至9日,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房屋、农田等遭受毁灭性破坏。在严重的洪涝灾害面前,大寨党支部没有悲观,没有退缩,他们以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慨,带领社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生产自救,重建家园。上级党组织决定给他们拨一批救济款,他们响亮提出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和卖给国家征购粮不少,集体储备粮不少,分给社员口粮不少的“三不要、三不少”口号。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白天治坡,黑夜治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抗灾斗争的胜利。他们以国为怀,顾全大局,当年完成国家24万斤粮食的包购任务,户均售粮3000斤,人均售粮600斤,并在留足社员口粮的情况下,集体储备粮食5万斤。

大寨人民的高贵品质和革命干劲,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是中华民族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革命精神的缩影,再次引起省、地、县党组织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63年11月9日,山西省委发出“向大寨人民学习”的号召。10日,《山西日报》头版头条,以《大寨人民志不屈旗不倒——用自己的双手依靠集体力量,战胜狂洪暴雨、医治灾害创伤》为题,详细报道了大寨自力更生,生产自救,重建家园,并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支援国家、支援受灾更重的兄弟队的事迹。1964年1月,晋中地委、晋中专署在春节前后开展了声势浩荡的“学大寨宣传月”活动。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举办“学大寨,赶大寨”专题节目。5月,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委托,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带领农业部、中国农科院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大寨的自然条件、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科学种田、劳动管理以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了解,总结出学习大寨的六条经验。4月,毛泽东提出“农业要靠大寨精神”。10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重要社论。12月,陈永贵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奤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家提倡的”。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并持续开展15年,在中国乃至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大寨作为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不仅对改变全国农业生产条件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而且成为全国人民战胜困难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精神力量,对晋中和全国人民在困难时期鼓足信心、战胜困难、改变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具有极大的意义。

晋中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顺利完成,是晋中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十年,晋中人民在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中,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不渝地进行探索,纠正失误,战胜困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调整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在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

执笔人:李新文 杨美红 杜晓凤

Tags: 责任编辑:rw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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